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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主要成就
水运仪象台建造者
北宋科学家苏颂领导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堪称中世纪机械工程的巅峰之作。
苏颂承认，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张衡、一行等前人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新仪象法要》一书详细记录了这座仪器的结构和制造方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人物简介
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福建路泉州同安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中国北宋中期官员，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6] [72]
苏颂出身闽南望族，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第，授宿州观察推官。此后长期在馆阁供职，广涉古籍，留心医学。嘉祐六年（1061年）后多次出知地方，治绩斐然，并两次出使辽朝、三任馆伴使。宋神宗时曾参与元丰改制。宋哲宗即位之初，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丞，至元祐七年（1092年）升任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宰相。他执政时量能授任，务使百官守法遵职。同时不立党援、以礼自持 [16]，故能于哲宗亲政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徽宗时进拜太子太保，封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颂逝世，终年八十二岁。获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宋理宗时追谥“正简” [23]。
苏颂博学多才，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及算法、地志、山经、本草、训诂、律吕等学无所不通。他领导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因其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故而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1]。有《本草图经》《新仪象法要》《苏魏公文集》等作品传世。今人辑有《苏颂全集》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0日），苏颂在福建路泉州同安县芦山堂（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城关）出生。 [2]
苏颂自少警敏，刻苦求学。在他少年时期，父亲苏绅历任显职，按例，苏颂可以不经科举而以父荫得京官之职。但他推辞不就，专心科举，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成功考中进士。及第之后，被授为汉阳军观察判官，未就职，于是改授宿州观察推官。次年（1043年），升知江宁县。他主政地方之初，便能做到为政有法，深得监司王鼎、王绰、杨纮等人的称许。 [3] [56]
后来，苏颂因“丁外艰”而离职服丧。丧期满后，出任南京（应天府）留守推官，受到南京留守欧阳修的倚重，欧阳修将政务委托给他办理。而闲居睢阳的前宰相杜衍也非常器重他，对其悉心传授平生经历 [4]。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苏颂离职服丧，将父亲葬于京口，并从此移居润州丹阳 [2]。 [6]
皇祐五年（1053年），苏颂被召入朝中，授“试馆阁校勘”，开始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 [5]。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年），改任同知太常礼院 [5]。嘉祐二年（1057年），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嘉祐四年（1059年），兼任殿试复考官，次年（1060年）调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 [6]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廉静自守” [56]，专心校正编撰古籍，由此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6]
宰相富弼、韩琦也认为他贤能，特意询问他有何要求。苏颂不为自己求取京官，反而恳请出外供职，由此更受到富、韩二人称叹。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离开朝堂，出知颍州。嘉祐八年（1063年），获召入朝，任“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 [6]适逢仁宗崩逝，需要修建山陵，主管部门向各郡征收一时难得的物资。苏颂对他们说：“遗诏务从俭约，怎么可以强制下面交纳当地不出产的东西。”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56]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被改调为三司度支判官。 [6]累迁尚书工部郎中，又出任淮南转运使。在去淮南前的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苏颂先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使未曾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新即位的宋神宗的赞赏。苏颂入朝时，神宗对他“劳问甚宠”。数月后，苏颂被召入朝，奉诏修起居注。同年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在此期间，接连判尚书礼部祠部司、三司都磨勘司、太常寺等事。 [56]
熙宁元年（1068年），苏颂升任知制诰。熙宁二年（1069年），拜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历任同知审刑院、提举官告院、判司农寺事。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熙宁三年（1070年），奉诏“权同知贡举”。 [56]
在“李定匿丧事件”中，苏颂抵制宰相王安石越级提拔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三次拒绝草拟任命诏书，神宗震怒，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他坚持“举之于众，试之于事，功实著风而后命之”的用人原则，而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如果确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 [6] [52]
熙宁四年（1071年），苏颂出知婺州。熙宁六年（1073年），转知亳州。熙宁八年（1075年），再知应天府。 [6]
苏颂在地方时，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神宗所知。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杭再次发生自然灾害。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命其知杭州。 [6]
熙宁十年（1077年），苏颂自杭州被召回，参与修撰《仁宗实录》《英宗实录》。 [6]八月，时任秘书监兼集贤院学士的苏颂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身份再任贺辽主生辰使。 [56]
元丰元年（1078年），苏颂权知开封府，以严法治理。但因不处置牵连祥符县令李纯的犯法僧人，遭御史舒亶以“故纵”罪弹劾，于次年（1079年）正月被贬为秘书监、集贤院学士、知濠州 [43]。 [7]
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自濠州接连调知河阳军、沧州等地。 [6] [8]
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再度被召入朝，奉命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任内尽心改革官制弊病，并建议创吏部“四选法”。 [6] [9]次年（1082年）任辽贺正馆伴使。 [56]
宋哲宗元祐（1086年－1094年）初年，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旧党执政，苏颂被授官刑部尚书，又转为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 [10]。后调翰林学士承旨 [11]。元祐五年（1090年），进位尚书左丞。 [11]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苏颂升任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成为宰相。 [1] [12]
苏颂为相期间，“奉行故事”，循规矩办事，以使百官守法遵职为要务。他选贤任能，并告诫边臣不要轻易开启战事。 [13]
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苏颂反对外调大臣贾易未果，而上章坚请辞位，被罢相任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六个月后出知扬州。次年（1094年）转知河南府，苏颂推辞不就，哲宗不允。后因母亲陈太夫人去世，恳请南归，于是又授为知扬州。 [13-15]
绍圣二年（1095年），苏颂屡次上奏告老，被拜为中太一宫使之职，居于京口。绍圣四年（1097年），苏颂再次请辞，才得以太子少师职致仕。 [14-15]
绍圣绍述期间，已辞相的苏颂因一直以来不立党援、以礼自持的表现得到了哲宗庇护，又因闽籍关系免于变法派排轧。 [16]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6]
宋徽宗即位后，进拜苏颂为太子太保，增加食邑四百户，实封食邑一百户 [17]。累封为赵郡公。 [18]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日 [19]（1101年6月18日），苏颂自撰遗表，同日，在润州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徽宗闻讣讯，为其辍朝二日，追赠司空，并遣使抚恤其家，“葬事官给”。 [20-21]
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苏颂被葬于润州丹徒县义理乡乐安亭五州山的东北阜。 [22]
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最后位及宰相，为官五十余年，政绩颇丰。 [24]
地方治政
知江宁县时，切实参与了庆历新政的实施 [16]，清查了富户漏税行为，核实丁产，编成户籍，按册课税，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又减轻了穷人的负担。任南京留守推官时，被留守欧阳修赞许为“处事精审”。 [24]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兴修水利，保田防灾。 [6]
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使用，造福百姓。 [6]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苏颂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 [6]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神宗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为百姓请命，请求“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 [6]
议革官制
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6]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
熙丰变法期间，苏颂在中央任职时，仔细研究新法内容，并积极提出建议，希望可以有针对性地施行。地方任职时，苏颂如践行庆历新政一般，虽然未表明态度，在行动上却是支持的。在因反对超擢李定一事被贬后，苏颂政治态度变得谨小慎微，为政越发老成，秉持中立。 [16]
苏颂在资历、能力、政绩、政治态度适应了“调停”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需求，最终在元祐时期成为宰相。他为相时，严格执行典章制度，要求百官守法，忠于职守；量才用人，杜绝不正之路；防止边将邀功生事，其“弭兵息民”的主张影响了当时的政局 [16]。尤精于典故，朝廷每有新的典礼制作，必请苏颂审查。 [13]
出使辽朝
苏颂一生两次出使辽朝，每次往返时间多达四个多月；三次任接待辽使的馆伴使。
苏颂首次使辽，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第二次使辽，为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他在两次使辽、三次伴使的与辽国打交道期间，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等情况，及时向朝廷提供。 [6]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彼（辽）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但也必须注意其“叛服不常”。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与辽朝和睦修好的外交政策，深得朝廷赞许，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 [6]
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年）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6]
水运仪象台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苏颂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他于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 [6]
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通晓天文、历法，于是立即奏请调他来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 [6]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告以张衡、梁令瓒、张思训仪器法式的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朝廷，认为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 [6]
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即“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如此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朝廷，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至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许将奏报木样机轮“与天道已参合不差”，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6]
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6]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6]
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6]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6]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 [6]
苏颂主持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中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国际上对水运仪象台的设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水运仪象台为了观测上的方便，设计了活动的屋顶，这是现代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身后600年的事了。 [6]
此外，水运仪象台中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从水运仪象台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力学知识的应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6]
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存在也是前无古人的。 [6]
机械图纸
水运仪象台完成后，苏颂于绍圣初年（约1094年－1096年间）把水运仪象台的总体和各部件绘图加以说明，著成《新仪象法要》一书。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现代科技史家王振铎、李约瑟等人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 [6]
又如，通过这些图纸，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6]
星图
苏颂为了能更直观地理解星宿的昏晓出没和中天，又提出设计一种人能进入浑天象内部来观察的仪器，即假天仪。具体设计仍由韩公廉推算完成。它是用竹木制成，形如球状竹笼，外面糊纸。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人进入球内观看，外面的光从孔中射入，呈现出大小不同的亮点，好象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人悬坐球内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就可以更形象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这架仪器是近代天文馆中星空演示的先驱。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十四幅。 [6]
这十四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6]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的成分。 [6]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6]
历法
苏颂精通历法，解释了宋、辽历法的不同。这在中国历法史中有重要地位。《苏魏公文集》“历者天地之大纪赋”和“冬至紫蒙馆书事”等诗及《新仪象法要》有历法内容。 [63]
苏颂诗作颇多，仅收录在《苏魏公文集》中的诗歌就有587首，且多是律诗、绝句。长律多达1400字，可谓“律诗之最”。 [60]
苏颂的大部分诗作是奉和之作，其中有一些是与诗人欧阳修、苏轼的奉和诗篇。但也不乏名篇佳作，如具有现实主义笔触和真挚情感的《前后使辽诗》就是他的上乘之作；《和土河馆遇小雪》“人看满路琼瑶迹，尽道光华使者行”，反映为使者送行的盛况和使者的高尚、复杂心理；《和就日馆》“戎疆迢递戴星行，朔骑奔驰束火迎”，“每念皇家承命重，愧无才誉副群情”，生动记述辽方迎接宋使的情形，反映诗人忧国忧民、惟恐任务完成不好的心情。此外，如描绘“青山如壁地如盘”的北国风光，“牧羊山下动成群”的劳动景象，“依稀村落见南风”的异国风情等。这两组外交组诗，在宋人诗歌中可谓独一无二，除文学意义外，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60]
苏颂接触药物学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年）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补注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6]
嘉祐二年（1057年），苏颂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 [6]
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本草图经》。 [6]
《本草图经》的标本、药图和
